下面的文章来自《一次只做一件事对我来说是不够的 | 斜杠时代：我们为什么同时发展几种职业？》，我做了编辑，让它方便在微信上阅读。

Marci Alboher通常这样描述自己：律师/记者/专栏作家/写作教练——每个身份之间用一道道斜杠区分。

当她还是一个律师的时候，她尝试参加了一些写作课，意外发现自己拥有和陌生人聊天、获得他们的故事的渴望。

之后，她逐渐成为一名记者，采访了几百个同样拥有多重职业身份的人。

在2007年的书作《一个人/多职业：斜杠事业的独创指南（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 The Original Guide to the Slash Career）》中，她把这样的人命名为“斜杠一代”(slash generation)。

事实上，提出“斜杠”的概念之后，她开始就这个话题频繁接受采访和演讲，于是她的身份又多了一道斜杠，后面是“演讲者”。

“斜杠青年”，指代的是在同一时间段内拥有超过一种职业身份的人。它在这个时代被概念化地提出，并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被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甚至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斜杠时代”。

纽约大学2006年的调查发现，纽约的年轻人平均每个人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更换3次职业，只有28%的人期待终身从事同一职业。

年轻人们似乎也在早早为“斜杠”做准备，比如，美国2003年的统计数据发现，62%的大学本科在读学生都在寻求一个两年制的副学位，为将来能够有能力从事多种职业。

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看来，成为一个斜杠青年似乎才是“酷”的表现，如果只拥有一种身份则会显得平淡无奇。

Marci Alboher认为，与此前相比，在促成一个人选择多重职业的过程中，个人层面的原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很多时候，人们选择斜杠，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在多个层次满足自己的兴趣，挣钱则可能是顺便为之。他们的不同职业身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有的用来维持温饱，有的用来满足兴趣。

美国经济学家Jeremy Rifkin在1995年就写了一本非虚构作品《工作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下降和后市场时代的黎明》（The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Post-Market Era） 。

书中，他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就是“工作机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减少”。

他认为，这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必然后果，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提升了从生产到零售到服务各个行业的效率，解放出了一大批劳动力，劳动者闲暇时间变多、工作稳定性下降。

可以看到，美国的失业率从2010年开始，出现了稳步的下降。我们有理由认为，斜杠一代的多重职业身份，是个体应对失业风险、经济压力作出的策略；而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也鼓励了人们的这一策略。

除去工作流动性（失业的可能）的增大，互联网也让工作从固定的地理位置中脱离出来。远距离协同办公已经非常常见，更多的工作也从线上搬到了线上完成（例如零售等）一个人同时在一个地域已经可以完成过去无法完成的多种工作。

当那些曾经把我们稳固地锁在某一个社会位置／角色中的结构变得日趋松散，当科技让闲暇的时间精力变成可能，当人们产生了“我可以拥有地更多”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社会中的我们，究竟是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还是已经失落了舍弃的自由？

我们究竟是选择了斜杠的生活，还是只是因为不安全感和迷失感，在恐慌中不愿意失去任何一种未来的可能？

自由和多元，都不等于一种表面的多样形式。一个社会真正的自由，来自于每个人从自己身上培养起一种宽容他人的习惯。

我们宽容他人，也宽容自己；既宽容“选择”，也宽容“不选择”。我们宽容那些“少数者”，也宽容那些无法对少数者有所理解的“主流”。

它需要每个人付出长期的学习。这并不是为了他人，最终这种“自由”的得利会指向每个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