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的这个人是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约翰拉贝，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是纳粹党员。
1908年来到中国，1911年至1938年间受雇于西门子康采恩的中国子公司—西门子中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在中国时间前后长达30年。
南京大屠杀时纳粹德国是日本的盟国，拉贝以其特殊的身份目击了日军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并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人们希望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并首先是一个纳粹党成员可以对日本军队施加影响。但收效甚微。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拉贝自家的花园中亦庇护了600名左右的难民。
1937年12月01日“我们很难决定是否继续展开建立难民区的工作，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如果我们要求留在南京的市民搬进中立区，之后又遭到日本人断然拒绝，那么我们将富有很大责任。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委员赞成我们继续工作下去。”
1937年12月05日“炸弹一枚接一枚地落下。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不会承认我们的安全区。他们现在距离南京，只有13公里。”
1937年12月06日 我和现在住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交谈。黄坚决不赞成成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
我们应当能守卫地更好一些。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但是我们退却了。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区内的人，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士兵的。’这位黄上校明显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论我还能说些什么？ 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该由他们以生命来弥补军方的过错吗？
尊敬的黄先生，您为什么不命令那些南京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社会最贫穷的那些人来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1937年12月07日“我昨天下午拜访的黄上校也走了，这是奉了最高统帅的命令！留下来的全是穷苦的人民，和我们决心要和所谓的“安全区”共患难的欧美人。
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之后，他甚至因此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 摄的影像资料与此期间也被没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在面见了朱可夫元帅并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无罪释放，生活拮据。
宋美龄很快就找到了拉贝一家的下落，希望拉贝能在东京审判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但被拉贝婉言拒绝。
第一回国后 拉贝被盖世太保逮捕、软禁、监视，甚至将他列到了黑名单之上，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在纳粹政府被推翻之后，居然又因自己的纳粹党元老的身份被德、英、苏逮捕入狱。西门子公司一度辞退他,拉贝一家生活异常艰苦。
第二个应该跟拉贝本人的性格有关，但是实际上他在中国二十几年都不会讲中文，他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对中国人的拯救不是出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战争面前人性的表现。
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南京市民的捐助及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全家得以度过战后物质匮乏的难关，包括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艰难日子。
这种接济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南京为止。拉贝的晚年十分之凄凉，在1950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五个年头他就逝世了，当时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也仅只书写下“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
他逝世后，日记资料由他的家人保存。
“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寻访下得以重见天日，12月13日在美国纽约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拉贝外孙赖因哈特女士将2000多页的日记副本首次向外界公开，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2006年10月31日，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芮悟峰 在南京拉贝故居落成仪式上说，“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代表德中两国之间的友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