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柏松 研究员

报告摘要：全球有关日本经济究竟病在何处？一直迷惑不解，有泡沫经济论、流动性陷阱、借贷平衡表危机、金融系统性风险等，从不同角度分析给出结论。系统性诊断日本经济病，还需借助医学原理，从日本经济久病不愈分析，日本经济根源性问题应该发生在“基因”层面。为此，需要从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演变规律切入，寻找贯穿始终的主要因素，诊断“基因的病理”，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所在。战后日本经历了一次超长周期、三大阶段演变，其中政党执政理念、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投资与消费对日本经济盛衰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而不动产、人口老龄化因素发挥了次重要作用。对照“三主两次”的“基因病状”，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缓解症状而已，未来日本经济前景还将重回下降通道，直至崩溃。

关键词：日本经济病，遗传基因，执政理念，周期理论，出口导向型，国债危机。

Diagnosing the Cause of Japan's Economy Disease

on the Basis of “Gene”

—also the Effect of Abe's Economic Policy

Jin Baiso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bstract: There is worldwide confusion over where exactly the Japan’s economic disease lies. The bubble economy theory, liquidity trap, balance sheet crisis and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give conclus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ystemically diagnosing Japan's economy disease need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the prolonged disease with the help of medical theory. The root of Japan's economic problem should occur at “gene” level. Hence we need to start with the developing principles of Japan's postwar economic cycle, search for the main factor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diagnose the “gene pathology”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After the War, Japan experienced a super long cycle and three major phases of evolution, where the political party’s governing philosophy, export-oriented growth model,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boom and bust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while real estate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have played a less important role. Comparing the “genetic condition” of the “three main & two minor”, Abe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y is no more than reliving symptoms. The future prospects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will return to a downward spiral until its collapse.

Keywords: Japan's economic disease, genes, governing philosophy, Cycle Theory, export-oriented, national debt crisis

2012年11月，安倍竞选，提出大胆的经济政策，一经提出市场即刻发生积极反应，日本股市迅速企稳回升，日元汇率进入贬值通道，竞选取胜、执政之初即刻实现经济好转，2013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实际增长4.3%，显然政策取得奇特效果，日本经济界予以高度评价，冠以“安倍经济学”美称。

安倍经济政策主要有：一是为摆脱日本经济通缩、设定通胀预期目标，最初提出2%，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通胀，连带产生日元大幅贬值效果；二是扩大财政支出，大规模投资20万亿日元，以扩大公共需求，刺激经济复苏；三是进行结构改革和制定新的发展战略。2013年日本经济复苏效果持续显现，2013年4-6月经济实际增长3.6%，7-9月增长1.1%，预计年度经济增长2.5%。日本股市也从2012年11月8600点的低点，上涨至2013年5月22日高位接近16000点等，至2013年12月股市反应总体比较积极，诸多情况说明日本经济终于从危机边缘掉头回车。未来日本经济究竟能否走出长期衰退阴影，摆脱崩溃魔咒,实现根本性好转？为此，还需深入研究“日本经济病”根源所在，才能做出判断。

一、引言：借用医学原理研究日本经济“病”

医学界认为人体得病、久治不愈，追本朔源几乎都与遗传基因有关。经济学与医学似乎有异曲共工之妙。回顾日本经济从泡沫破灭的1991年至2011年经历了20年.日本经济显然患有“慢性病”。医学认为，对长期病患者需从诊断遗传基因着手，寻找病因。故研究日本经济也需要从“遗传基因”入手，诊断基因，才能发现病根所在，再施以治疗或许还有希望令日本经济“起死回生”。

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会发现宏观运行经济存在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及超长周期等多种循环规律。战后日本宏观经济演变恰巧经历了一个超长周期，包含有“高速、中速、微速”三个增长阶段。利用周期原理研究日本经济，如果发现在周期演变过程自始至终都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可以称之为：日本经济的“遗传基因”。对基因进行深入研究，或许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根源性问题”，诊断出“致病基因”。进而对照安倍经济政策，或可验证安倍政策或曰开出的“处方”是否对症，以至于判明日本经济未来前途。

二、从周期理论分析日本经济

在研究日本经济“问题基因”前，结合周期理论，分析日本经济演变长期因素，发现“遗传基因”，为研究核心基因做铺垫。

（一）按影响因素分类的周期理论

1、创新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波特提出用以解释经济波动与发展的概念，把周期性的原因归为科学的重大突破。随着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应用于产业，引起一场产业革命，带动经济出现一波繁荣发展。战后世界经济重建、长期繁荣都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有关，如今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后期和第四次即将来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经济将持续低迷状态。不幸的是日本经济科技动能在发达国家中较早枯竭，故衰退持续时间更长。未来世界上哪个国家率先研发取得重大突破，率先掀起新的产业革命，也将率先进入经济繁荣时期。纵观历史日本还不曾单独发起世界性科技产业革命，因此未来日本经济率先复苏的可能性也低。

2、政治性周期理论。外因影响经济周期的一个主要例证就是政治周期。政治周期理论把经济周期性循环的原因归之为政党政治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建立的稳固关系。

战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领导日本发展经济从战后重建、实现长期繁荣，克服两次石油危机，到泡沫经济破灭，经历了60年超长周期。其执政理念，政策思维，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和配套措施，早已固化为发展模式。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积累的经验也深入人心，得到包括在野党在内广泛认可。即便出现政党轮换，也没有提出指导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显然日本此轮政治因素左右的经济周期还在持续。日本著名企业家和学者井出伸之在2012年《日本经济新闻》发表“再生的愉悦”连载文章，指出：如今日本处于转换期，这样的时代政治最重要。只有成熟的政治，实行政策引导才有可能将日本带入新的阶段。以我之见，下一次复苏周期将在2020年。下一次复苏的科技产业革命种子已经播下，需要新一代政治家领导亲自培养，才有可能取得收获。如果任其自然成长将取决于社会环境。如果环境不好，革新种子到外面成长也是有可能的。因此，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日本政治。总之，十年对我来讲并不算长，大家都可能见证我的预言。显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认为日本能否彻底摆脱长期衰退取决于政治，寄希望于新一代政治家，期待日本政党思维发生革命性转变。

3.投资过度理论。所谓投资过度通常表现为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生产资料生产过度发展，生产体系过度发育、成长、迅速成熟，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长期过高。相比之下需求总量不足，需求体系发育、发展相对滞后，形成失衡结构，最终造成经济增长需求不足，增长停滞。

2000年初日本经济界总结经济长期衰退、低迷、失去了10年时，曾经广泛认可日本存在投资、生产、就业等三大过剩，而在日本经济高速、中速长期发展时期也确实存在企业投资固定资产、设备占比居高不下，生产资料增长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快于消费资料，出口增长快于内销，以及消费者长期养成节约习惯，为投资提供持续的储蓄资金等等。显然日本投资过度的周期与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基本上在同步运作。

（二）按时间长度划分的周期理论

因短、中周期运行中“遗传基因”发挥的作用不易察觉，在此省略。就长周期而言，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涅茨提出以建筑业的兴衰波动一个周期通常为15-25年，称为“建筑周期”。日本不动产发展呈现超长期上涨与超长期下跌特征。从1955年至1975年日本城市化发展达到顶峰，都市人口净流入逐步减少，1976年转为负时，按说日本房地产价格随后应该由上升周期转跌。但当时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还在“壮年时期”，宏观经济持续、强劲发展，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阶段不断延长。1991年日本出口增长势头遭受严重挫折，外资大量出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人口结构中老龄人口）1990年日本老龄人口超过10%，达到12.0%，进入老龄社会。日本建筑周期在下降阶段受经济持续停滞和老龄人口化进程影响日本建筑下降周期不断延长，从1991年至2012年地产价格持续下跌。说明日本“建筑周期”从属于出口导向型模式、经济增长的大趋势。

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超长周期理论。1936年经济学家J•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定义周期长度也是60年，与康德拉季耶夫有异曲同工之妙。战后60年日本经济演变与超长周期规律比较吻合，出现三阶段演变规律：即20年高速增长，20年中速增长，及20年微速增长。按照影响因素分类的周期理论分析日本经济周期变化，发现日本受科技和产业革命，执政理念，投资优先等因素影响极其明显，为影响日本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规律的核心因素。而不动产、人口老龄化 等因素从属于主因素。因而决定日本经济命运的“遗传基因”有“三主两次”。深入研究这些“遗传基因”，或许可以发现日本经济“病根”、“致病基因”。

三、在周期演进中对“基因”的表现与分析

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大约60余年发展，恰好经历了一次超长周期，以此为主要脉络，展开分析。

（一）从三大阶段展开分析

“第一阶段”，从1951年10月第一次景气循环开始，至1973年11月第六次短周期，景气循环至顶峰结束。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9.1%，持续了22年。期间日本政府制定了“六个起始点有重叠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一次十年计划，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诸多“产业振兴计划”等。其中“三主二次基因”发挥的作用如下。

1.创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日本政府围绕减少进口、增加出口、赚取更多外汇制定政策，实施发展战略。初期实现了纺织轻工产品大规模出口；第二阶段通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实行进口替代；第三阶段重点发展重工业，提升产业结构；第四阶段改善出口结构，完成追赶，跻身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其次，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完成资本积累，日本政府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特征日益突出。其三，以投资发展装备制造，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资本品出口，又刺激新的投资，新的增长。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投资成为第二动力，或曰次生动力、派生动力。

2.“日本式技术创新”。战后日本经济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在技术领域与美欧差距大。日本政府采取引进技术战略，再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组织消化、吸收、改进，在短时间内拉近日本生产技术水平与美欧等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在具备后发优势时期日本式创新成为追赶欧美的一条捷径。

3.集中化生产，追求规模效益。在政府引导下，日本企业展开大规模兼并、重组，在每一个行业扶植几家大企业，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份额，形成规模优势，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大规模制造体系，提高效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4.开拓国际渠道。日本政府重点恢复了日本综合商社，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出口渠道，成为扩大出口主力军，政府也支持综合商社建立稳定的大宗商品供应体系，并在抑制进口、防范外来竞争方面设置重重隐形障碍。

“第二阶段”，从1973年12月第七次景气循环进入衰退算起，至1991年4月，第十一次景气循环达到顶峰周期结束，日本经济年均增长4.0%，持续了18年。期间经历了4个短周期，平均4.5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在1973—1979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2%、英国为1.5%、法国为2.8%、联邦德国为2.3%；在1979-1987年间，这些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依次为2.6%、1.8%、1.7%、1.4%。而日本经济实现年均增长4%，比美欧国家表现更出色。日本经济“三主二次基因”表现如下。

1.石油危机与节能对策。期间世界经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律大幅度、持续飞涨。对于几乎100%依靠进口资源的日本经济来讲，造成的冲击超过美欧国家。当时日本政府指引企业走节约发展道路，鼓励研发节能技术，在产品制造和使用过程实现全面节能。随后日本研发的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大规模生产后，具备高附加价值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畅销全球，掀起一场“节约的技术革命”，日本早于美欧国家走出危机。

2.以“轻薄短小”、精密制造走向辉煌。八十年代，世界发生新一波信息革命。日本以引进技术，研发、制造性能更加先进、质量更加优良的电子产品，增添新的竞争优势，广泛出口到世界，赢得世界消费者青睐。以至于在世界范围各国掀起一场学习日本热潮，学习日本开发节约型产品、质量管理、精致制造等等。

3.贸易摩擦升级，美日展开全面较量。在日本出口产品强大攻势下，欧洲为了生存加快建立经济共同体、统一大市场。美国组建了北美自贸区，大家都在忙于构筑抵御日本竞争的“防御工事”后，发现“消极防卫”不能解决问题，积极进攻才能取得效果。

于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种种事端：

一是80年代美国经济受“三大赤字”困扰，经济严重失衡，迫切需要调整。1985年发达国家G5达成“广场协议”，同意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引导美元软着陆，诱导日元、马克升值。

二是要求日本自我约束，如主动将半导体占世界份额限定在20%以内，设立汽车出口数量约束目标等。

三是要求日本全面开放市场，签署“全面协议”。

五是指责日本存在“不公平贸易”和市场准入障碍。

日本应对如下：

一是反对与美国提出“数量限制目标”，从拒绝接受，到部分妥协。

二是建立“三三体制”。日本政府一方面“固守国内市场”，仅做出象征性让步，另一方面将日本具备竞争优势产业如汽车制造转移到美欧国家，实现当地制造，建立起三分之一日本国内制造和销售，三分之一日本制造和出口，三分之一海外制造、海外销售，表面上缓解了矛盾，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国际市场地位。

三是，日元升值前半程日本消化能力惊人。日元汇率从1985年9月1：240升值，1987年达到1：120水平 ，日本经济曾出现短暂调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以扩大财政投资6万亿，指导企业消化日元升值，扩大出口为指针，日本经济很快走出低谷，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四是“金融自由化”与经济泡沫化。80年代日本政府大幅开放国际收支管制，为国际资本流入“开闸放水”，日本央行却没有及时实行监管，坐视国内外流动资本涌入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引发价格膨胀。持续上涨40年的日本股市、房地产价格脱离实体，一飞冲天。最终以外资率先出逃为起点，泡沫破灭。

“第三阶段”，从1991年4月，日本股市开始长期下跌，1991年日本房地产价格开始一路下滑，老龄化社会悄悄来临，“平成景气”周期进入衰退、萧条阶段，同时日本经济也步入以衰退、低迷为主基调长期低迷阶段，直至2012年11月，总共长达21年，期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0.84%。日本“三主二次基因”表现如下。

1.日本政府对策。

一是90年代日本政治动荡。90年代日本政府首相十年更迭9次，内阁重组和大臣更迭数不胜数。新政府上台都会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对以往政策“修正”。政策不能延续导致后期日本迷失了前进方向。

二是日本政府以财政扩张为主、实行扩大内需对策，效果不能持续。从1992年8月至2000年11月日本政府先后9次，投入129.1万亿日元财政资金，足以带动日本名义GDP增长26.1%。但1992、1993、1994年度日本经济增长分别为0.4%、0.5%、0.7%。1995、1996年度日本经济在特大规模对策支持下，分别增长2.5%和3.4%。但1997、1998年经济再次下滑，分别增长0.2%和负2.8%，2000年增长2.5%，2001年负增长1.1%。同时日本财政却由发达国家最富沦为负债规模最大、比重最高的国家。

三是日本政府对金融体系存在系统性风险估计不足。1991年4月，日本经济进入衰退，但日本政府根本不承认：经济泡沫化及泡沫破灭问题；对银行存在债权问题严重估计不足，对策过迟且失当；1996年引进美国债务分类管理体制，开始严格按照分类统计债务，处理债务，慌忙中日本又迎来东亚金融危机考验。

四是日本政府坚持“国内市场不开放”政策，对美谈判实行“软顶”。

五是美国识破日本政府企图，以日元升值“封杀”出口，日本政府指导将国内过剩产能、因日元升值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向外转移。

六是为应对日元升值，日本政府指导企业纠正内外价差降低成本，倡导“价格革命”，于是日本资本市场股价、产品、服务价格出现全面下跌，发生长期通缩。

七是，小泉改革与日本复苏。2002年3月至2008年11月日本经济进入复苏周期。期间由小泉纯一郎执政。执政期间日本政府政策重点在改革，改革也取得一些进展，但并不能真正推动日本经济复苏。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增长对日本产生大量需求。日本经济出口导向型模式再次启动，出口增长再次带动日本企业扩大投资，收入增加，消费增长，才真正实现复苏。

八是，安倍、福田、麻生频繁更迭，民主党执政，对策连连失败。2011年3月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和次生灾害，令日本经济重回困境。同时美国政府为拯救本国经济，扶植汽车产业复活，纵容消费者“诬陷”日本丰田汽车“刹车失灵”，日本汽车企业不得不大规模召回，遭受重创。对此日本政府只有“听凭处置”。美国不顾日本遭遇强烈地震和三大次生灾害的艰难，仍迫日元从2011年3月至年底升值7%。对此日本民主党政权曾经向美国提出汇率问题，却没有得到回应，不了了之。

九是，日本政治强硬派抬头，损害自身经济。在世界经济爆发危机和日本发生地震交互作用下，2012年4月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政府制造“购买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急剧恶化，2012年夏秋之际日本经济衰退加深，当年11月提前举行大选。

2.90年代面对科技、产业革命，日本官民对策。90年代美国掀起IT产业革命，开发个人电脑，推广网络，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日本表现首先跟不上步伐，失去后发优势。如在美国开发出运行速度286电脑时，日本企业引进、开发出质量、性能更加优良、使用更加便利的286电脑。不料刚推向市场，美国却推出386电脑、次年又推出486，日本跟不上美国速度。其次，日本政府和企业以防卫国内市场为主，采取与美国不同工业标准等惯用伎俩。此计固然不利于外部产品打入日本市场，却也不利于日本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90年代，日本以失去全球市场为代价成功防守本土市场。其三，日本大企业开发电脑各自为战，互不兼容，美国各大企业则开发兼容产品，在全球实现大规模生产。其四，美国企业在全球寻找制造成本最低国家生产，以积极姿态转移制造技术，获取“技术溢出效果”。结果美国不仅软件产品竞争力高于日本，硬件产品占有率也超过日本。日本却将最新研发产品，优先在日本国内制造和销售，随后在海外制造、销售，在诸多领域“因小失大”。

3.90年代日本政府对房地产、股票持续下跌对策。日本政府一是决定政策性房地产银行倒闭，对地价下跌产生深刻影响；二是要求金融机构加快处理不良债权，结果造成股票持续下跌，股价在20000点时的优良资产，埃跌倒15000点时，演变为新的不良债权，出现处理不良资产越处理越多现象，形成恶性循环，跌势不止。

4.90年代，日本政府忽略人口老年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综合影响。由于政府频繁更迭，没顾及到日本人口出生率低，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趋势。持续20年后暴露出社会上缴纳保险费人数和金额越来越小而支付保险费越来越多趋势，养老金发生巨额债务，不得不延缓交付养老金。对日本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对个人消费产生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

四、日本经济的“基因病状诊断”

如前所述，决定日本经济长期运行因素存在“三主两次基因”，认真诊断其病情，将有意外收获。

（一）分析科学技术研发、技术产业化“基因病症所在”

1.日本在战后60年超长创新周期表现分析：

--在50-70年代时，日本与美欧等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日本以引进技术，推动经济长期繁荣。

--在70-90年代中速增长时期，日本研发枝节性、完善性技术优势明显。如日本将美国新发明的家电产品，引进，研发成质量更好、使用更加便利产品，畅销全球。

--在经济低迷时期，美国掀起IT产业革命，研发换代的新产品都是主干技术更新，且更新速度极快，而擅长慢工、研发细节技术的日本跟不上前进步伐。

--从熊皮特创新超长周期分析，起步于战后50年代至2008年世界科技、产业周期进入最后阶段，人类推出重大科技成果逐渐衰竭，发展后劲不足。日本更加适应从比较落后状态，快速追赶，达到世界一流，擅长攫取后发优势。当日本处于领先状态时，对如何发挥领先优势始终不明就里。或许日本民族文化特性决定其不懂得如何保持领先优势。造成日本经济增长潜力最先枯竭。

2.日本科技、产业革命、革新上的失误。

--在技术路线上失误，90年代IT产业革命时期，日本电脑制造企业实行相互不兼容对策，美国实行兼容战略，美国企业形成整体实力，美国优于日本。

--在市场战略上失误。日本政府和企业尽可能阻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置独特技术标准，然后自主研发、使用最先进技术，制造出精致、高成本产品，优先在日本销售，重视日本市场程度远高于海外。美国企业实行全球化营销，使用最先进技术、进行低成本制造，在全球销售。美国比日本更能适应全球化趋势。

--美国研发综合能力比日本占压倒性优势。包括鼓励个人研发创新激励机制，研发成果鉴定机制，经费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技术成果推广机制，技术与资本结合、实现产业化制造机制等，这些日本都无法比及。日本不具备掀起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条件。

--以上原因造成日本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慢。有统计显示，从1996-2008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0.89%，美国1.21%，美高出日30%。

--从心理分析，日本民族存在研发弱点。日本选用新技术带来全新事业的可能承受失败风险的能力弱，恐惧率高达53%，在发达国家最高，美国32%，中国35%，德国40%，韩国44%。

--从日本经济核心--汽车业竞争力兴衰分析日本时代成为历史。1955年日本生产汽车占世界份额不过0.5%，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与联邦德国占比6.9%比，也难望其项背。（请参考下表）但在1967年仅仅12年之后，日本就超过德国实现第一次飞跃。1980年日本制造汽车首次超过实力强大、素有汽车王国之称的美国，占比最高时28.5%。说明这30年期间日本汽车产业竞争力不断上升。

1955-2011年世界主要国家汽车产量占比

1955 美国69.6% 日本0.5% 德国6.9%

1960 美国48.3% 日本2.9% 德国12.6%

1965 美国45.4% 日本7.6% 德国12.1%

1967 美国37.4% 日本13.0% 德国10.3%（超德）

1970 美国28.0% 日本17.9% 德国13.0%

1975 美国27.0% 日本20.9% 德国9.6%

1980 美国20.7% 日本28.5% 德国10.0%（超美）

1985 美国25.4% 日本27.6% 德国10.0%（最高） 1986 美国24.2% 日本27.2% 德国9.9%

1997 美国22.8% 日本20.7% 德国9.5%

2000 美国21.9% 日本17.4% 德国9.5% 韩国5.3%

2005中国8.6% 美国16.9% 日本16.2% 德8.7% 韩国5.3%

2010 美国10.0% 日本11.9% 德国7.6% 韩国5.4%

2011中国23.0% 美10.8% 日本10.5% 德国7.9% 韩国5.8%

注：根据世界汽车协会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做成。以各国境内制造为口径统计。

90年代韩国汽车产业崛起，新世纪中国汽车产业崛起，几乎一夜间日本从世界第一汽车王国，1980年占比28.5%，一路下跌，至2011年跌至占比10.5%。同时德国汽车产业占比于1970年达到最高点时为13.0%，跌至2010年最低点后有所回升，相比之下德国汽车产业竞争力比日本显得持久。而韩国汽车产业追赶拉近与日本差距。中国依靠吸引外资战略，汽车制造突飞猛进，份额跃居世界第一，达到23.0%。

实际上在各个产业领域日本企业占据份额都在急剧下降。如今在全球制造领域，中国占据中低端份额形成一家独大。韩国在中高端可以与日本一较高下。美国重振制造业还将抢占更多高端份额，雄踞高端市场第一。欧盟则与日本争夺高端市场各有所长。这与80年代辉煌时代比，日本综合竞争力今非昔比，显示出长期下降趋势。

（二）日本执政理念的“基因病症”

战后60年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其执政理念根深蒂固，在高速、中速增长时期，日本自民党通过制定政策，领导政府，为日本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微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频繁更迭，政局动荡，也有政党轮替，也有政策不能延续问题，但日本执政理念基本一成不变，具体表现为：

1.战后自民党设计的经济模式一成不变。其核心理念就是发展经济重视制造胜过服务，重视生产胜过消费，重视出口胜过内销，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60年超长周期，日本经济发展好、发展快是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日本经济发生长期衰退、低迷是因为外需遭到封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熄火”。显然日本执政核心理念没有随着时代变迁，国内外形势变化而调整，没有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模式。60年期间日本也制定了许多发展战略，但凡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拍”的可获得良好效果，不合怕的战略大多效果不佳。如产业倾斜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有助于出口、和拍，效果就好。IT产业革命时期（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日本政府重视IT产业，制定有IT产业发展战略。但美国以汇率封杀日本出口，日本IT产品即便再出色，不能扩大出口，也没有战略意义。

2.出台刺激经济复苏政策，以扩张财政为核心，以扩大公共球需求为重点。发展经济理念反映出决策者对制造、出口和投资的执着，对政府干预的执着。

3.将出口和对外投资与二战前对外军事扩张相联系，与侵略别国在思维模式上一脉相承。日本从不掩饰对出口的鼓励，对出口增长的喜悦。每当日本经济扩张至美国时日本人会憧憬“日本回来了”。日本对外投资在日语中使用“进出”一词，战前日本侵略他国行径使用同样词汇。日本怀着强烈爱国心，从政府到企业，全民重视出口，抵制进口，重视对外投资，抵制、防范外资进入。这是借助世界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侵略”。这种极端主义思想与经济全球化存在本质差异。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互相开放市场，相互接纳对方，通过全球竞争提高全球效率。日本与美发生贸易摩擦，谈判中情绪激昂，其内心独白或许是“抵抗美国经济侵略”。无怪乎日本对失去十年总结为对美国的“二次战败”！

4.日本政治抱负与经济抱负。如今日本各方面领导高位大抵都由老人占据，老年领导阶层是日本最大的利益集团，他们都是战后回国创业一代，他们发展经济取得辉煌成就，实现“扬眉吐气”，“以经济成功洗刷战败耻辱”，他们不容日本社会质疑对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客观认识，一心希望恢复战前辉煌，他们的政治、经济抱负就是“富国强兵”，“脱离战后体制”，跻身世界强国。从这个角度分析，日本战前政治周期已延续至战后，政治家在伺机恢复和继承战前传统。

（三）分析投资优先于消费

日本执政理念，比较消费，政策优先鼓励投资，优先发展制造，优先扩大出口，及对外直接投资。在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制造、出口、对外投资等领域发展水平属于世界一流。为此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也是海外经济最发达国家之一。同时日本投资存在长期过剩现象，恕不重复。日本巨额投资是以节约消费、获得储蓄为代价。在日本出口被封杀，制造成为过剩之后，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应该以扩大内需，特别是以扩大个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然而日本却无法做到。对此日本很少有人分析和研究，除“前川报告”外，也很少见到创新性观点，笔者分析如下。

1.日本老年人口最富有，储蓄最多，却不消费。2013年9月19日，日本央行公布日本家庭拥有1590万亿金融资产中，一般估计老年人拥有家庭金融资产占60%以上。公布在各类金融资产中现今和存款860万亿，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54.1%，而老年人拥有现今和储蓄占比会更高。显然如何满足老年人消费，或将老年人储蓄引入到消费领域，这在日本至今没有解决。为此应质疑日本如下政策：

一是，日本赠与税高，老年人如将储蓄赠与家人，需要缴纳高比率税，高赠与税税率是否阻止了老年人储蓄进入消费领域？

二是，日本老年人身后遗产如果子女继承需缴纳高比率税，这是否成为阻碍老年人储蓄进入消费领域？

2.在日本缺失有关“生命周期经济学”。日本老年人拥有金融资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资产。这些资产没有变现、支付消费。他们消费观一般不接受：生命终结的同时用尽所有资产。但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社全总投入、总消费与总产出应该恒等。应用于人生生命周期的话，一生完整的收入与消费应该等同。换句话说，人们将一生获取的各类总收入，包括储蓄、资产、社会保险等，在生命终结时应该全部消费完结。如果全体国民当初在工作创造的产出、GDP不能兑现、实现最终消费，就等于不能当初创造的经济、财富最终消失。只不过在时空错位下，人们没有察觉。作为社会制度应该具备完善的体系，或是动员老年消费者最终用完最后的资产，或是捐助给社会。“储藏的消费”越晚兑现，“储藏的GDP”折价也越多。一国政府应该懂得宏观经济总投入等于总产出、等于总消费原理，懂得制定政策将延后的消费兑现为现实的经济。日本严重缺失此类理念。

3.计算花费日本老年人储蓄，带动日本经济增长潜力。

--假设将日本老年人金融资产500万亿日元引入消费，

--假设2012年日本名义GDP500万亿，60%为个人消费，

--假设花费储蓄（消费），将个人消费提高到年均速名义增加5%，则日本名义GDP年均增长大致可以达到3%。

--结论是：如此消费老年人持有的500万亿日元，则日本名义GDP增长3%，能持续长达15年，显然潜力极其惊人！

4.更加缺乏负债消费的理念。日本政府和政治执政理念中主张以生产带动消费，日本常指责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家庭负债消费”如何不合理。实际上，对于成熟经济来讲，从生产角度带动经济增长因潜力枯竭已不适合，设计从消费角度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政策，特别是“适当负债消费”，才能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因此日本官民发展经济理念如不能够转变，日本经济根本走不出被动局面。

总结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对发展经济的理念可以高度概括为“供应学派理念”。如制定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鼓励国民多储蓄，通过金融路径实现多投资，扶植支柱产业，向重工业实行倾斜等等，均是此类理念产物。相比之下，日本对“需求经济学”的理解和指导经济发展却始终未获成功。日本政府频繁扩大财政投入、刺激经济不仅没有实现真正复苏，反将财政资源消耗枯竭，欠下巨额债务。从财政收入占经济比重分析，日本或许谈不上大政府、小社会，但从官民一体、政府干预经济深度、广度、频度分析，甚至有超越法律的干预等事实判断，日本就是“大政府、小社会”。而政府干预导致效率低下已有结论。

（四）分析日本房地产因素

如前所述，国际上建筑周期一般15-25年。战后日本地产随着经济高速、中速增长而增长，持续了约40年，也随着经济微速增长而下跌了20年，2013年能否止跌如今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显然房地产上涨周期过长，下跌周期也必然推迟。为此，需要认真研究日本房地产复苏因素和下跌因素，比较分析之后才能得出最终结论。

1.导致持续下跌因素：

--经济暂时好转，如小泉执政时期已经证明，不能带动房地产业回升。对于宏观经济是否已出现根本性好转，还不能过早下结论，因而至少需要观望。

--购买房地产的实际需求分析。日本总体人口在减少，少子化带来青年人购买需求在减少。而老年人口还将持续“抛盘”，这是影响地产下跌的因素。

--人口迁移、城镇化因素也不支持房地产复苏。

--日本企业海投投资，看好海外市场，对日本国内商业地产也是打击。

2.导致回升因素：

--改善住宅条件的需求，一是居住面积小的家庭，在房地产价格低时，卖掉小面积住房，购买较大住房；二是对居住地点不满意家庭，换成居住比较满意地点也有需求；三是住房过于陈旧，需要改造、更新的需求。

--以往有购买欲望而没买家庭，一旦认为购买时机到来，如认为价格已跌倒谷底，预期房价将上涨等，就会下决心购买房地产。在日本这部分人口年龄一般在45-55之间。但考虑到他们有二分之一机会继承父母住宅，以及日本将在2014年和2015年提高消费税等，日本房地产需求更有可能属于暂时性质。

以上分析现实依靠房地产带动经济复苏明显动力不足。

（五）人口老龄化因素

大家公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发展经济不利多于有利。从90年代初期日本60岁老年人口超过10%，如今还将持续。日本政府对少子化趋势缺乏预见性判断，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如今面临劳动力供应不足，老年人口增长过快等问题，这是日本经济超长衰退重要因素。而扭转负面影响，鼓励多生孩子，则未来日本经济好转，至少需要20年。同时，日本老年人口对社会福利需求在逐年扩大，呈现刚性，成为增加财政负担主要因素之一。

五、安倍经济政策“处方”治标不治本

如前所述，日本经济病在于“三主二次基因染病”。对照安倍三项经济政策，一项希望摆脱通缩，扩大货币发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核心思想是希望货币贬值，扩大出口。前文指出，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可带动日本经济暂时复苏，但与外部环境本质上不适应，不能持续。安倍政策第二项扩大财政支出，多建公共设施，前面也有结论，对日本经济复苏只能发挥暂时性作用。

安倍经济政策第三项内容：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报告已于6月出台，其中多项措施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相向而行”，故不可持续，对根治日本经济病基本无效。

不过安倍政府注重结构改革，对具体措施分析如下：

--增加妇女就业，希望对冲日本老年社会劳动力减少问题，为此需要与传统观念划清界限，“破旧立新”，改革按公司工龄计算收入的制度。如今安倍政府没有做出最终决定，需要继续观察。

--积极发展发展电子商务。此项做法无疑可引发流通产业革命，有助于提高日本服务业效率。但日本政府内部和流通商贸集团反对势力强大，仅仅从销售非处方医药、化妆品的电子商务遇到的阻力判断，不能期待过高。

--积极吸引外资的改革。以竹中平藏和维新会为主提出建立日本经济特区政策，据说讨论热烈，但特区设置地点、规模和政策至今还没有出台。

--对排斥外来竞争的改革。外资兼并日本企业需缴纳高额税金，外资持股比例、投资领域、产品内销等均有限制，日本还有数不胜数障碍，令外资望而却步。

--劳动市场改革还在观望。如今日本企业最期盼的是解雇员工自由化的改革，以日本经团联为首递交的报告，突出强调解除限制性措施，提高效率，但迄今还没有重大改革。

--在日本有研究将老年储蓄资金引入消费的报告，但有力度的改革方案没有出台。

以上分析得出基本结论，安倍对改革有积极性，但遇到较大障碍时，往往犹豫不决。反倒是更加重视国家安保，修改宪法，解释集体自卫权，集中精力掌握外交，对付中国。因此日本政府正在失去“最后的机会”，改革难见成效。

对照日本“三主二次病态基因”，安倍经济政策已经采取的措施基本没有重大突破，同时也没有解决：如何保持领先优势，积极发展科技，提高劳动生产力；如何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新模式；如何激活房地产；如何处理好老年社会综合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未来日本经济前景堪忧。

六、日本经济展望

2013年日本大手笔刺激经济复苏，仅仅财政投资20万亿日元，就意味着可拉升名义GDP增长4%，2013年底日本再投资财政5.6万亿日元，因对2014年度提高消费税、防止过多下滑问题，2014、2015年世界经济还将稳步复苏。因此，顺利的话，安倍执政期间日本或重演“小泉复苏”一幕，暂时缓解财政危险程度。然而，一旦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时，日本经济将如入应对？为此才真正需要研究展望。

（一）国债在大幅增加，超出安倍政府测算的低方案

2013年11月10日，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日本政府债务达到1011（.1785）万亿日元。国债规模再次刷新最高纪录。按照人均计算，目前日本国民平均承担约794万日元债务。2013年8月8日，日本内阁府发表报告，测算未来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可持续范围，并实现逐步好转。报告提出“最可能的方案”和“低方案”两组数据。按照报告测算2013年度日本经济规模将达到487.3万亿日元，而最新发表的国债占日本名义GDP高达207.5%。此项结果与该报告测算的“低方案”在2020年的赤字规模一致。这说明日本政府测算存在过多乐观因素，在短短三个月后，实际进展就已经达到2020年低方案水准，显然低方案不低，误差太大！

为防止2014年4月1日提高消费税时经济下滑，日本政府于12月13日再次出台新的刺激方案，扩大约5.6万亿日元财政投资，此举还会进一步提高债务负担率。未来日本债务恶化程度将随着新数据发表，不断印证“安倍内阁测算的低方案”实际上是过于乐观的方案。

（二）摆脱通缩不一定是成绩

众所周知，日本央行制定通胀预期目标，诱导通胀，这是一步“高风险招数”。日本国债规模巨大，购买者主要是央行，年度购买50万亿日元，可以“独吞”日本政府新发行国债。说明日本央行资产充斥政府国债，今后没有选择，必须随政府步调行事。日本央行扩大“基础货币”购买国债，是名副其实“印刷货币”。这是日本央行与政府公开联手“掠夺”民间财富，其效果无非是摆脱持续15年的通缩。

2013年12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时，记者指出：目前日本通胀的上扬（11月核心通胀率达到0.9%），在很大程度上是日元汇率下跌的结果，日元下跌推高了进口成本。对此，黑田东彦承认“货币贬值”在初期阶段发挥的（上扬通胀）作用，但他认为“核心”通胀最近的上涨表明，基于可持续。日本央行有意回避“量宽政策有诱导贬值日元问题”，却已为取得“业绩”喜形于色。

制造预期通胀目标的风险在于：扩大购买国债引发通胀的效果在初期必然不明显，有时间滞后性。对久违的通胀到来，日本民间、国内外市场反应比较正面。但购买政策积累到何等规模才恰当，即便神仙也无法精确计算。23日本央行不过在“摸着石头过河”。当购买积累量足够大时，通胀有可能突然放大，出现失控。且国际对冲基金如果以扩大日元贬值为赢利点，日本央行也将无法控制。随着日元大幅贬值，输入型通胀引发日本国内通胀自然无法控制。

日本国债存在风险敞口。日本国债与美国国债市场相关性强，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美国债利率必将提高，日本无法控制。2013年5月23日，日本股市大跌，主要原因就是美联储放风称：将退出量宽政策。市场上美国债利率短期内提高了约100基点，日本国债也提高到接近1%水平。当即引起日本债市跌停、提前闭市。因此，摆脱通缩不一定是成绩，通胀失控的潜在风险可能演变成一场危机。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视日本国债危机

2013年日本扩大财政投入，财政赤字负担增加，2014年度日本政府编制的预算草案，显示2015年日本“减赤一半计划”已流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1年11月23日发表报告，警告日本债务负担“很快将超出可持续水平”。指出，一旦日本出现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冲击。IMF敦促日本政府加快财政改革，也提醒国际投资者注意日本国债违约风险。预计一旦日本出现债务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会比欧洲债务危机更加严重。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忧和监视日本财政有充分理由。日本政府认为日本不会爆发财政危机的五大理由已站不住脚。首先，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深化，日本国内家庭储蓄率在降低，如图一，2004年降至2.6%，2010年为2.4%，2011年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日本家庭储蓄率将转为负值。

图一、 日本、美国储蓄率比较

其二，日本贸易逆差可能长期化。2011年度日本首次出现贸易赤字4.4万亿日元。2012年度日本贸易赤字升至6.5万亿日元。日本贸易振兴会于2013年11月28日公布对贸易收支预测，2013年度贸易赤字将达到史上最高12.1万亿日元，2014年度赤字额度将超过10万亿日元。由此推算日本消灭贸易赤字最早要在2017年。但未来4年发生新的国际风险可能性较大，如发生新一轮世界经济衰退，届时日本贸易赤字必将延期。日本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从国外赚取的资金将由增加转为支出，增加了对日本资金需求，必会影响发行国债。其三，日本海外经常剩余急剧减少，减少了资金供应。2007年度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曾达到最高，为25.1万亿日元，此后一路回落，2008年降到12.2万亿日元，2011年度为7.9万亿日元，2012年度为4.3万亿日元，2013年4-9月出现止跌迹象。日本经常收支大幅减少仅及最高水平1/5，也会影响资金供应。其四，日本老龄人口增加，所需支付的医疗、养老资金需求呈现扩大趋势。

图二、 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比，与英，美比较

其五，日本称国债95%以上由日本持有成旧识。2012年6月4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余额，截至2011年年底为18万亿日元，同期世界持有日本国债余额约为92万亿日元，占日本国债比重9.2%。日本国债对国外持有依赖增加意味着风险加大。

总之，日本经济病并没有因安倍经济政策而出现根本性好转，日本国债长期恶化趋势有可能暂时缓解，日本经济复苏的命运掌握在外部需求能否持续。而日本在外交层面全面与中国交恶，无疑是平添了巨大风险。

参考文献：